熊熊的火，除了狂變精煉之外，還會外燃與自焚。於十力先生來說，《新唯識論》或是他最惹火的一根柴薪，一部著作。
　
《新唯識論》的文言文本(1932)、語體文本(1944)及語體文壬辰刪定本(1953)先後面世後，十力先生更親著《破破新唯識論》(1934)、改寫學生黃艮庸的述記《摧惑顯宗記》(1950)及親撰多封書函（多見《熊十力論學書札》）來回應嚴厲的批評者，當中以佛學家為主；此外，他又要透過書信和談話記錄，回答學生的提問，釋解學生的疑問，概述新論的要點（多見於《十力語要》或《十力語要初續》）。
　
另一方面，爭辯狠批的程度，或可由《熊十力全集》附錄他人相關論文的陣容，而得知一二，如：歐陽漸的《答熊子真書》、《再答陳真如書》和《與熊子真書》，太虛的《略評新唯識論》和《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再略評》、劉定權的《破新唯識論》、印順的《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》、周淑迦的《新唯識三論判》、方東美的《與熊子貞先生論佛學書》、王恩洋的《評新唯識論者之思想》、朱世龍的《評熊十力哲學》、巨贊的《評熊十力所著書》等等，這還未計算歐陽漸的弟子呂澂給熊十力的多封覆函（收錄於《熊十力論學書札》）。
　
在這思辯擂台，究竟孰勝孰負？雖然論武總會有輸贏，但論文又怎能輕易判高下，畢竟文無第一呢！同樣，特立獨行的思想家又怎會隨便更改自己的看法或論述呢？縱被圍攻，熊老先破破，後改體，再摧惑，繼而刪定本，奮勇力戰二十多年；一九五七年，他出版了《體用論》，並註明以此取代《新唯識論》，他在《體用論》的贅語這樣說：
　

此書實依據舊撰《新唯識論》而改作。《新論》有兩本。一、文言本，寫于病中，極簡略。二、語體文本，值國難，寫于流亡中。此書既成，《新論》兩本俱毁棄，無保存之必要。（原註：今得成此小冊，故《新論》宜廢。余之學宗主《易經》，以體用不二立宗。就用上而言，心主動以開物，此乾坤大義也。與佛氏唯識之論，根本無相近處。《新論》不須存。）

　
從《體用論》的贅語及其目錄來看，熊老似乎要退出這爭論。《新唯識論》的篇目，不論那個版本，分別包括：一、明宗，二、唯識，三、轉變，四、功能，五、成色（文言文本）／成物（兩個語體文本），六、明心；而《體用論》的篇目則包括：一、明變，二、佛法，三、成物，四、明心（原先有目無文，後於1959年獨立出版，惟也只有通義部份，要略部份則如同1956年的明心篇，有目無文）。熊老在《體用論》直接刪掉明宗篇及唯識篇，轉變篇則更名為明變篇，保留大部份內容，功能篇換成佛法篇，並保留一部份功能篇的原文，成物篇及明心篇則新造為主。由此可見，熊老希望讀者，不要再將焦點放在判別他的新論跟佛家唯識論的關係，而是要留意他過去為舊名目所灌注的新內容。抹去舊名目，熊老或想跟佛家劃清界線，正如在明變篇他向指摘他的虛擬責難者說：「汝可以加諸佛之徒，無可加諸我」；不過，一如《新唯識論》，熊老在撰寫《體用論》時，依然是自信地，直接地，沒保留地批評他所領悟到的佛家思想。當然，他不可能懷疑自己對佛學的理解，也不會將自家對佛學的解說，局限在所謂正統的、權威的範圍之內。熊老看似不可羈，卻自有其困窘處。梁潄溟這樣判斷老友熊十力跟佛學的關係：「其實他乃是既不曾入，也不曾出」（讀熊著各書書後，載於梁潄溟(1988)，《勉仁齋讀書錄》，人民日報出版社，頁124）。未曾入，所以理解未必準確；未曾入，所以不能被局限。然而，未曾入又可以不曾出呢？會否是熊老吐絲自縛，自設圈套呢？
　
對佛家名相的理解和運用，成為這場儒佛之爭（熊十力全集編者所用名目）的文字障。論學要靠文字作為溝通渠道，但文字運用和理解卻成為論學的大障礙，論學不成只餘爭，爭持不下乃至憎，實在教人慘惻（慘惻為梁漱溟所用語，讀熊著各書書後，頁157）。熊老對這境況也不是不認識的，在他給呂澂最後的一封回信(1943年7月19日)，當中的最後數句，他這樣說：
　

佛家盡有高深而不可顛撲處，但以吾所見，其妄誕處實不少，而無著（註：印度高僧）之徒為尤甚。印度人最喜弄名詞，許多地方弄得甚好，其弄得不好者也不少。中國先哲最不肯弄名詞，其長在是，其短亦在是。我對于佛，根本不是完全相信的，因此，對于偽不偽（註：經書）的問題，都無所謂。我還是反在自身來找真理。

　
正卷旗息鼓之際，寥寥數句以收筆，火舌仍四處亂噴，可見薪論之不假。然而，看畢薪論，只知《新論》或熊老惹火，但熊老究竟借《新論》相傳了甚麼薪火？在清理文字障之後，《新論》的宏旨或可說明。